五、WTO削弱各國因應糧食危機的能力
長期以來，歐美等已開發國家的巨額農業補貼嚴重地扭曲了貿易，也人為地壓低了國際農產品價格。於此同時，歐美等國又通過WTO嚴格限制各國扶助國內的小農。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小農不得不放棄糧食作物生產，轉而生產其他經濟作物，或者從農村出走。這個過程導致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農地面積縮小，糧食自給能力嚴重下降。以台灣為例，休耕的稻田面積竟然達到50％。
轉眼看其他亞洲國家，WTO的危害還更慘烈、深遠。在GATT和WTO介入之前，亞洲國家曾盛產大豆、花生、葵花籽等油料作物。1995年以來，美國大型農場靠政府巨額補貼廉價出口大豆，而使國際市場大豆價格持續走低。但是亞洲國家政府較窮而無法給予農民對等的補助，以致於無法在價格上跟美國大豆競爭。這種不公平競爭的結果是，亞洲大豆生產逐步萎縮，一些大豆出口國變成了進口國。全球大豆的生產中心也由亞洲地區轉移到了以美國、巴西和阿根廷為主的美洲地區。
世界銀行是大型農業財團的另一個重要幫手，它在協助跨國農業財團攫取暴利的過程中，也促成了菲律賓與印尼等國家的糧食危機。
菲律賓的糧食局原本可以依法透過糧食收購、釋出公糧、價格補貼等措施來干預市場。但在1980年代，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給菲律賓的貸款條件之一，就是要限縮糧食局的功能，使菲律賓的糧食供需更加倚賴於市場操作，糧食局的功能被重新定位為「促進」市場力量的運作。因此，原本糧食局依法要收購本國生產糧食的至少12%，但1977-1983年間僅收購了7.59%，1984-2000年間減少至3.63%，2001-2006年再減少至0.5%。糧食局目前僅流通全國所需稻米的6%，且許多還是糧食局進口買來的，對於糧食市場的調節能力十分有限，反倒促進了菲律賓對進口糧食的依賴，使菲律賓所需糧食的10％都依賴進口。
假如美國與歐盟的農產品出口是持續而穩定的，那麼它對世界的禍害還比較有限。偏偏，美國大農場的農業生產行為是投機性，而且很容易跟期貨市場以及國際大糧商勾結來炒作糧價，乃至於誤導國際糧食的行銷，使糧食成為生質燃料或牲畜飼料，而擴大國際糧食供應量的變化與糧價的波動幅度。
當各國服膺WTO的要求而放棄對國內糧食生產量與糧價進行調節時，等於是把原本各國政府所擁有的分散的、多元的、在地化的糧食與糧價調節力量給交出來，集中給全球少數大型農場、國際糧食貿易商，以及期貨市場。這使得全球糧食的供需嚴重地被市場化、集中化、壟斷化，而助長炒作的力道與效應。當全球糧荒發生時，大量的糧食作物卻被拿去生產生質燃料，徹底驗證了全球糧食的市場調節機制不但不完美，甚至於是高度不穩定的、具有高度風險的。
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認真地省思：把糧食的生產與糧價的調節功能交給WTO是否合理？有效率？我們甚至於必須要質疑：這是否違背人道的基本精神？
六、得利者與受害者
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迪烏夫指出，糧價飛漲對發展中國家人民造成的影響更加深遠。因為他們50%至60%的收入用於購買糧食，而發達國家人民用於糧食的花費只占收入的10%至20%。譬如，孟加拉的普通家庭每天生活費為5美元，其中3美元用於購買糧食。近年來全球糧食價格上漲了50%，使這些家庭不得不多花1.5美元購買糧食，剩下的0.5美元遠遠不足以應付其他日常生活之所需。
英國《衛報》指出：「在食品價格較低時期，還有8.5億人因買不起食物而挨餓。糧價節節攀升將促使百萬人加入領取救濟糧的行列。」《肯雅時報》4月14日援引迪烏夫的話說，今年糧價飛漲將使貧窮國家的糧食進口開支增加56%。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今年4月13日警告說，過去3年國際糧價成倍上漲，可能導致全球貧窮國家中1億人口陷入更加貧困的狀態。
然而，儘管有１億人面臨嚴重的饑荒，世界上一些財力雄厚的糧食公司卻正在大發橫財。上個月，美國孟山都公司公佈，從去年12月到今年2月底的3個月內，其凈收入同比增長了一倍多；同一段時間內，美國嘉吉公司的凈收入增長了86％；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玉米和小麥加工企業美國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公司今年前3個月的凈收入增長了42％，該公司的穀物銷售與管理業務的營業利潤增長了15倍，從2100萬美元增加到3.41億美元。
面對同時爆發的世界糧荒與石油危機，最好的解決方案應該是同時擴大糧食生產與生質燃料生產。譬如，很多人會提議台灣要把休耕地全面復耕。但是，當農夫的所得低到被整個社會看不起，農村許多青年必須找外籍新娘結婚時，誰願意再當農夫？
農夫的所得偏低，一部份來自於化肥與農藥成本過高。過去一年中，隨著需求大大超過供應，某些化肥的價格增長了2倍多。這使發展中國家的增產計劃受到了重創。從去年12月到今年2月的3個月，世界上最大的化肥企業之一的美國美盛公司收入增長了11倍多。
事實上，這一波糧食價格上漲的收益都落入了大公司的腰包，而沒有最終落入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手中。世界發展運動組織的負責人貝內迪克特•索思沃思上周稱，這些公司的收入和利潤激增是「不道德」的。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德許特則批評美國孟山都等農業巨頭壟斷全球最廣泛的種子、除草劑專利權。他說：「這些公司攫取暴利，卻讓農民買不起生產資料。我們需要考慮改變知識產權規則了。」
七、不值得信任的市場機制
從前述的線索去看，則這一場全球糧食危機的問題並不盡然在於生產，而更在於市場機制被炒作集團反向操作所致。自由主義一直相信：（1）市場的力量無所不在，誰也逃脫不掉；（2）對市場的任何干預，只會使效率更差，弊端更多。但是，這樣的主張適合應用在目前全球糧食市場的實況嗎？
當各國政府放棄對糧食供需與糧食價格進行干預或調節時，市場的力量並沒有變得更健全，反而是更徹底地被少數大農場、貿易商以及期貨市場大戶所壟斷，因而使得糧食的供需與糧價都變得更難預期、更不穩定。
事實上，許多觀察家都已經注意到：當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結構正發生深刻變化。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指出：「如今，全球化擊敗了地方主義，投機商戰勝了企業管理者，金融家征服了生產者。我們正目睹20世紀中期的管理資本主義向全球金融資本主義轉變。」日本京都大學教授佐伯啟思也認為，當前世界經濟正在從「實物經濟」向運用投機資本致富的「金融經濟」轉型。他指出，「在發達國家，『實物經濟』層面的經濟活動趨於飽和，同時在急速的全球化進程中，又跟擁有廉價勞動力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成本競爭，『實物經濟』已經缺乏獲得充分利潤的機會，它們只能依靠投機性金融泡沫維持景氣。」他批判道：「在房地產泡沫之後，過剩的全球化資本把目標轉向資源和糧食為主的商品投機，這對經濟活動而言是本末倒置的行為。」
當有錢人把閒錢拿來進行投機性炒作，且當炒作的標的物並非窮人賴以維生所不可或缺的物資（譬如鑽石、珠寶、名車、豪宅等）的時候，我們或許可以默不作聲；但是，當有錢人把閒錢拿來炒作窮人賴以維生所不可或缺的食物、飲水，乃至於基本人權所繫的通訊（電信）、教育等服務時，我們還能要求政府不負責任地任由「市場的力量」去遂行壟斷與宰制嗎？
偏偏，多年來自由貿易被塑造成一種具有比較優勢的主流地位，也鈍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發展自身農業生產的願望，天真地認為世界糧食供應永遠是充足的，可以完全依賴便宜的進口來替代國內生產，這也是許多國家對這次危機的爆發和持續準備不足的潛在原因。面對這一場仍舊在擴大中的全球糧食危機，我們必須要重新審視過去我們所信以為真的許多信條，也重新審視我們的糧食政策。
八、台灣的因應策略
我們從這一波糧食危機中首先必須要學會的事情是：國際糧食市場與國際糧價是不穩定，也不可靠的。其次，我們必須要準備面臨國際糧價長期上漲的可能性。
許多專家預期糧食增產的速度有限，但是需求的上漲速度卻可能會明顯地高於增產的速度，而促成糧價持續上漲。這是因為：
（1）灌溉水源不足以及耕地擴充不易
（2）氣候持續地暖化將不利於稻米的生產，很可能會導致稻米收穫量持續下降
（3）人口增長導致需求增加
（4）中國、印度等開發中國家在經濟持續發展下，每人平均肉食量將持續增加，而導致牲畜與人爭糧
（5）石油價格持續上漲，當汽油每桶高過生質燃料生產成本（每桶45美元）時，會帶動汽車與人爭糧。
如果國際糧商與期貨市場是不可靠的，我們就必須要充分發揮在地的靈活調節能力。因此，面對這局勢，我們除了要保持合理的糧食儲存量，還必須要設法保持適度的糧食自給率。
不過，要想提高我們的糧食自給率，首先必須要設法降低我們的生產成本。陳武雄主委想推動第三次農地改革，最重要的為「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讓老農退休，年輕人有地可種。他指出，小地主大佃農將結合農委會目前的「農地銀行」，推動「一次付租，分年償還」計畫，由農會一次付清土地租金給地主農民，例如20年租金，建立老農退休機制；承租農民則每年分期付租金給農會，政府補貼利息費用給農會。假如可以通過這個策略來擴大每戶耕地面積，降低農業經營成本，這絕對是值得歡迎的。
此外，除非我們有辦法提高農民所得，十年後一旦老農凋零，根本就很難再找到新農民了。過去幾年，蔬菜、水果等農產價格每每會發生歉收漲價或增產賤價的惡性循環，陳武雄打算建立像美國一樣的契作模式，由超市、大通路商與農民契作，保障最低價格穩定市場，希望能夠逐漸將所有農產品都能納入契作。問題是：這樣的契作制度，在穩定生產與糧價的同時，到底是在圖利超市與大通路商？還是在改善農民的所得？陳主委恐怕必須要想清楚，並且跟農民與全國國民交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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